在我们的理论中，道德与权利是对立的，有时甚至是敌对的，道德的实现，往往意味着权利的受阻或损失。

[41] 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[42] 同上。甚至那些带有犯罪性质的小案件，也可以在市场内解决。

[26] 《盐铁论·本议》[27] 同上。乐岁终身饱，凶年免于死亡。[62]以管窥豹，可见其细微之著。其言非道德教化，则不出诸口矣。另有一些案子，也属于保护人们权利的，在现在应该作为民事案件来处理，但在《唐律疏议》中作为刑事案件来对待。

在中国古代，这种区别是不自觉的，这种法律处置也是不自觉的，但却实实在在地发生着。司马迁在《货殖列传》中对权利的追逐区别了三种方式，即本富、末富、奸富，从司马迁的整个论述来看，本富主要指经营农牧这些本业而致富。主张德治的人认为，只要政治清明，人们就不会违法作恶。

迫于形势，清末开始修律，遂发生了近代关于道德与法律的一次大辩论。法典确认神权政治，赋予国王无限权力，以加强君主专制统治。不要幻想只要人性善，不要人性恶。德礼犹晓与阳，刑罚犹昏与秋，言德礼与刑罚犹昏晓相须而成一昼夜，春阳与秋阴相须而成一岁也。

[16]接着庞德更详细地批判分析法学派将法律与道德对立起来的观点，虽然他也谈到分析法学中或有一些可以接受的理由。只有皇帝才有权赐于减刑或免于死刑。

[9] 波考克写到：伴随法国进入行政瘫痪和毁灭性的内战时期，它的知识分子益发需要确立权利和义务的明晰原则，以引导法国回归秩序与和平。[37] 这里还有一段插曲，在当时的论战中还有一个人物董康，曾经是沈家本的得力助手，也是革新派的干将之一，在这场争论中几于唇敞舌焦。把德政与法制截然对立，固然不对，而礼法并用、德主刑辅是否会好一些呢？答案是肯定的。一句穷恶尽逆，绝弃人理，可见背弃家庭伦理道德到何种程度。

德、礼、刑可以说是同源而异流，同源于人性，异流为德、礼、刑，最终是对道的遵循，让人性得到正当的实现，在这个意义上说，德、礼、刑又是殊途而同归的。博登海默的道德界定倒是很清楚，其第二类的道德规范和我们认同的道德定义差不多。需要强调的是，善与恶都有人性之根，在社会经济条件的影响下，展现出形形色色的人性表现，性善，性恶，性非善非恶，均从出于人性，与客观的社会经济条件相结合，演化出人生百态。4.由于以上三点，法律与道德的融合，在西方还只是理论上的愿景，并未进入现实的法律运作。

自沈派和反沈派的观点看，也是二派各自不可救药的致命伤。经义决狱主要体现为春秋决狱，这是因为《春秋》比起另外四经（诗、书、礼、易）来与现实政治的联系更为密切，而且直指具体的事与人，用之决狱更容易比附，更具有针对性。

杨鸿烈著：《中国法律思想史》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，第163页。[61]老子说：道生之，德畜之，物形之，势成之。

经义决狱的初衷或许是好的，是想用仁政德治来消弭严刑峻法的戾气，但用道德意蕴直接取代法律条文，划不清道德与法律的界限，非但不能完善法制，反而更增其病。刑律内有一二条为外国人所不遵奉，即无收回裁判权之实。[13]同时，伦理因素也为历史法学派所摒弃，历史法学家同样找出了一些普遍的理想原则，而实在法必须予以遵从。故所修刑律，专以摹仿外国为事。刑政法制不时演变为严刑峻法，而使奸邪并生，赭衣塞路，囹圄成市，天下愁怨。[2] 参见由嵘主编：《外国法制史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，第28—33页。

这里既从《春秋公羊传》提出其义理依据，又指出谋反是大违纲常伦理的。或者我们太苛责历史学家了，法律并不是他们的专业领域，遑论远在万里之外、不同文明体系的中国法律了。

对经济进行管制，干与信贷、物价、货物流通。它是以英国的普通法为基础，以判例法为主要法律渊源，兼带衡平法和制定法而建立起来的法律体系，在英国殖民的过程中传布到世界各地，而美国在其法律建置过程中又为此一法系作了重要贡献。

（英）J.G.A.波夸克著，翟小波译：《古代宪法与封建法》，第10—11页，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。伦理道德在中华法系中的体现，当然不止于十恶八议中，但这两部分是最为集中、最为突出的，便于我们更清楚地观察和更明白地阐释。

在《唐律疏议》中，最为今人引用的是德礼为政教之本，刑罚为政教之用，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。在我们的论证中已经了解到，在儒家的努力下，清楚地探明，中国传统的道来源于人性，道是对人性的认识、遵循、引领、规约。第3—6卷详细规定了婆罗门日常生活的行为规范，其中宗规戒律占多数。[86] 有人说中华法系不谈权利的保护。

而宗教改革之后，法学家们又为自然法添置了一个理性的基础，以适应时代的需要。究其原因，外部有帝国主义入侵、新近文明席卷而来之势。

请看《唐律疏议》，引经据典，条分缕析，平和中庸，俨然大观，可见从经义决狱中吸取了经验教训，当义理和法律融而为一时，依法判案，一准于律，[75]既获致了中华法系的根本遵循，又排除了经义决狱的另辟蹊径。这样看来，不论是十恶还是八议，都是用法律的手段对社会关系（不只是道德伦理关系）中恶的对立进行惩罚、调整、规范，目的是保证社会的和谐与稳定。

[9]也许正因为如此，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又不得不为权利寻找新的、更为合理的、更加神圣的籍口。汉惩秦弊，汉初崇尚黄老之术，推许无为而治，与民休息，刑罚用稀。

从而，它不依赖于行为对象的实现，而依赖于行为所遵循的意愿原则，与任何欲望对象无关。居父母丧，身自嫁娶，若作乐，释服从吉。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贡献在于，用物质生产条件作为人类社会的基础，在此基础上构建人类社会的上层建筑——社会形式，人际关系，制度结构，意识形态等，物质生产条件的变化引致上层建筑的变化。三 中华法系的道德表现在历数了其他国家法律或法系的道德内含之后，再来看中华法系中的道德内含，定会有迥异其趣的非凡表现，与其他国家的法律法系区别开来。

[15]在分析的视角下，庞德先是一般地批判了分析法学对法律与道德的隔离，随后着重指出：显而易见，伦理因素在法律适用的两个层面上一直起着决定作用，即法律标准的适用和司法自由裁量。在紧接着的第十篇婚姻中，有关于近亲不能结婚的一些规定，这符合家庭伦理的范畴，在《法学总论》中已属罕见。

[8]这在世界其他法系中是没有的。[87] 当然也可以说,关于一些促进、维护道德和权利的制度性规制如《礼》也是用,它也是围绕道德和权利来运行的。

出礼则入刑，礼是初级规范，法（律）是惩戒规范。何意志概括中华法系的特征有七：1、中华法律文化是礼文化，它体现了法与礼的统一。